百年遗恨:《帝后礼佛图》的浩劫与新生


百年遗恨:《帝后礼佛图》的浩劫与新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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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石窟宾阳中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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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帝后礼佛图》位置图,此为未被盗凿之前的原始位置已知唯一存照,原载于(日)常盘大定、关野贞合著《支那文化史迹》第二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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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,原载于(日)常盘大定、关野贞合著《支那文化史迹》第二卷
公元493年,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南洛阳 。随即在洛阳东南、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的峭壁上开凿佛像与石窟 。其中,分为南、北、中三洞的宾阳洞,即是北魏迁都之后由皇室建造的大型佛窟之一 。中洞和南洞,乃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福而特别营造的洞窟 。
宾阳洞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,但耗时20余年,动工80余万人次,仅完成了宾阳中洞 。宾阳中洞约完工于孝明帝执政年间(515~527年) , 成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洞窟,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。洞中前壁自上而下有四层精美的浮雕,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位于其中第三层 , 而且与之对称的还有一幅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,刻画的则是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 。两幅浮雕作品,合称为《帝后礼佛图》 。
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浮雕表现的正是北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以后,率领文武百官礼佛时的宏大场景 。孝文帝头戴冕旒,手持薰炉,缓缓前行 。他的左右和身后紧紧跟随着一批文武百官和侍者 。浮雕上人物众多,列置密集,可是却显得错落有致 , 和谐统一 。人物的神态也很生动,各自步随身动,皆是神采飞扬 。且浮雕中人物的衣冠和仪仗,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孝文帝当时有力推动汉化的服饰特征 。
整个《帝后礼佛图》构图严谨,气势恢宏,画面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,形成南北相对应的礼佛行进队列 。《帝后礼佛图》反映的是北魏宫廷的佛事活动,它生动地刻划出了皇家和贵族的雍容华贵以及在佛事活动中虔诚、肃穆的情境,造型准确,线条流畅工艺精美,是当时最高等级和最高艺术水平的浮雕作品 。
与早于龙门石窟建造的云冈石窟的浮雕作品相比,《帝后礼佛图》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,进一步加强了本土的文化色彩与艺术技法 。作品更重视线条的勾勒与表达——人物之间的空间景像、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条勾勒,特别是衣纹的处理,舒展流畅、疏密有致,更着力体现世俗人物的穿着实情,而非先前只是着力体现神佛菩萨的“天衣”之神秘空灵 。
应当说,《帝后礼佛图》这样的古代浮雕作品,很好的将自汉代画像砖石雕刻中的“减地浮雕”手法 , 与中国古代绘画的线描技法相结合,又融汇了来自古印度、古希腊等外来雕刻技法,形成了“古今同体”与“中西合璧”的新时代艺术样式 。所以,无论从艺术史、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,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,《帝后礼佛图》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。
然而,遗憾的是 , 正是由于《帝后礼佛图》精湛的雕刻工艺与多重多元的珍贵价值,早在上个世纪初即为国外古董商及盗掠者所垂涎与觊觎,陆续遭遇盗凿继而流失海外 。据考,上个世纪30年代初,《帝后礼佛图》即被分别盗凿与售卖至海外 。如今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,以及陈列于堪萨斯市纳尔逊·阿特金斯美术馆的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,就见证着这一段国宝“痛史” 。
万幸:巩县石窟《帝后礼佛图》尚存三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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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巩县石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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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县石窟第1号窟之皇帝礼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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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县石窟第1号窟之皇后礼佛图
不幸中的万幸 , 除了龙门石窟中的《帝后礼佛图》之外,目前我国尚存完整的《帝后礼佛图》三幅,皆雕造于位于河南省巩义市(原巩县)的石窟中 。事实上,文献纪录片《人民英雄纪念碑》中出现的那个镜头 , 所摄录的画面就正是巩县石窟中的《帝后礼佛图》 。
巩县石窟,位于今巩义市东北大力山下伊洛河北岸,与云冈、龙门同为北魏皇家石窟 。北魏宣武帝在此令工匠造窟刻佛,以后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宋各代相继开窟造像 。据统计,石窟坐北向南,现存洞窟5个、千佛龛1个、摩崖造像3尊、摩崖像龛328个、碑刻题记186篇、佛像7743尊 。
巩县石窟的开造时间为北魏晚期 , 受地理条件限制(此处仅有一段可用于雕刻的山崖,其余均为黄土泥质地层),总体规模有限,仅有5个较为大型的洞窟 。虽然仅就建造规模而言,巩县石窟较之云冈、龙门石窟而言,确不可同日而语,但“后出转精”之作,在这里却比比皆是,可谓琳琅满目 , 精彩纷呈 。在统共5个石窟中,竟有3窟均刻有《帝后礼佛图》,且大体都保存完好,实在是弥足珍贵 , 令人叹为观止 。
巩县石窟编号第1、3、4号窟的窟门前壁内侧,均刻有《帝后礼佛图》,尤以第1号窟保存最为完整 , 图像最为精美 。其中,第1号窟《帝后礼佛图》浮雕在南壁窟门东西(左右)两侧,各作3层 , 相向排列 。东侧系以帝王为首的男供养人群像,其中主像13个,高约60厘米 , 侍从像约40余个,较主像矮?。?高约40厘米,西侧系以皇后为首的女供养人群像,其中主像11个 , 侍从约30余个,皆略小于东侧人物 。
帝王头戴平天冠 , 右手持莲枝,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,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 , 或持扇、持装饰华丽的伞盖 。其余男像皆戴高冠,各与身边持伞、扇之侍从形成一组 。女像头戴莲花冠,各自都有持伞、扇的侍从 。每层浮雕由于方向、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 , 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、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 。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。
纵观第1号窟《帝后礼佛图》东侧浮雕,整幅图像以三排呈三级列置,构图方式上有别于龙门石窟,在有限的空间中更显宏大繁密之势 。细观之下,不难发现,在这由上至下的三级构图之中,主要人物的排场及随从人数并不相同 , 体现着帝、王、君、臣的等级序列 。这些等级对应的人物形像,其身体姿态也微妙地表现出尊贵、昂扬、谨慎、谦卑等各种仪态,雕刻工艺可谓精湛传神 , 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极为丰富 。
百年:《帝后礼佛图》的浩劫与新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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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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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列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·阿特金斯美术馆的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
实际上,早在上个世纪初,巩县石窟曾经与龙门石窟一道,都深受海外学者重视,前来实地考察与探访者络绎不绝 。譬如,法国汉学家沙畹(Edouard Chavanne,1865—1918)就曾于1907年先后造访了龙门与巩县石窟,随后于1909年到1915年间在巴黎持续整理与陆续出版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 , 书中率先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数十幅 。其中,有6幅《帝后礼佛图》照片源自龙门石窟,而另有4幅,则来自巩县石窟 。这批距今已110余年的老照片,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拍摄的《帝后礼佛图》原始图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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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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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
自沙畹公布这批图像之后 , 《帝后礼佛图》逐渐进入国际汉学界视野 。1910年,美国收藏家、实业家弗利尔(Charles Lang Freer,1854—1919),首度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,拍摄了宾阳中洞与巩县第3、4号窟中的《帝后礼佛图》(生前未发表) 。1914年2月间,法国考古学家、诗人谢阁兰(Victor Segalen , 1878—1919)循着沙畹的考察成果,再度造访龙门石窟,现存7张谢氏所摄龙门照片 , 均摄于宾阳中洞 。出于对《帝后礼佛图》的浓厚兴趣,这些照片以分段、局部、全景的方式,多次拍摄了《帝后礼佛图》 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或因拍摄效果不佳,或因有其它方面的考虑,谢阁兰所摄《帝后礼佛图》,并未向外界公布 。即便在1923年在法国出版的《中华考古图志》中,谢阁兰也未将这些照片纳入书中 。直至近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珍藏馆中的谢阁兰考古相册,后世读者方才得见“真容”,也方才得知谢氏也曾经短暂考察过龙门石窟,且还专门拍摄过宾阳中洞的《帝后礼佛图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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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4年2月,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文昭皇后礼佛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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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4年2月,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《孝文皇帝礼佛图》
继沙畹、弗利尔、谢阁兰之后,至上个世纪20年代,日本学者常盘大定(1870—1945)、关野贞(1868—1935),瑞典学者喜仁龙(1879—1966,又译喜龙仁)等纷至沓来,都曾先后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,在《支那(中国)佛教史迹》《支那(中国)文化史迹》《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》等专著中各自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 。可以说,上个世纪初短短一二十年间,《帝后礼佛图》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,渐成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瑰宝 。
值得注意的是,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先后五次访华考察的常盘大定,继法国汉学家沙畹之后,成为公开发布龙门石窟《帝后礼佛图》的第二位国际学者,也成为率先考察与研究《帝后礼佛图》的亚洲学者第一人 。1925年在日本出版的《支那(中国)佛教史迹》(六卷本)中,就辑有常盘大定等人亲临实地所拍摄的《帝后礼佛图》照片 。
尤其特别的是,这一组照片,其中有两张与先前欧美诸学者所摄照片不同,它们并不是纯粹的集中摄录《帝后礼佛图》图像本身,而是十分清晰的摄录了两幅浮雕石刻图在宾阳中洞的原始位置,这是在此之前拍摄的其它照片都不曾具备的独特之处 。
原来,《帝后礼佛图》所在石窟的原始位置,处于窟口内壁下端,且画面还略微跨越内侧壁,形成了一个横向带转折的“L”空间布局 。这样隐蔽的位置布局,观者非得进入洞窟之后,再转身朝向窟口,目光下视约呈45度角,方才会注意到此图 。如果仅在窟口观瞻窟中造像而不步入窟中 , 或者步入窟中仅观瞻正壁及左右侧壁雕刻细节,而于转身回返之际没有精细观察 , 是不容易看到此图的 。如今,为保护文物计,宾阳中洞外设护栏,已无法步入石窟,一般游客虽通过介绍知晓此窟曾雕造有至关重要的《帝后礼佛图》,可从窟口处往里探视,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此图原置于何处的 。
或许 , 也正是因为这一组两张清晰展现了《帝后礼佛图》原始位置的照片,为早就对此图虎视耽耽 , 垂涎欲滴的各路古董商无形中提供了“盗宝线路图” 。《支那(中国)佛教史迹》出版之后不久,不过几年时间,龙门石窟中的《帝后礼佛图》,即招致了被打碎盗凿并流散海外的悲惨命运 。1938年,《支那(中国)佛教史迹》(六卷本)扩编为《支那(中国)文化史迹》(十二卷本),这一组照片仍赫然在列 。殊不知,此时的《帝后礼佛图》,早已在盗凿的斧锥之下变成了一堆碎块,正在古董商的仓库里待价而沽 , 或是已然被装进了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的车船之中 。
与龙门石窟相比,巩县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,洛河又常常将此处石窟淹没并常年淤积泥土,此处的三幅《帝后礼佛图》也因此得以逃脱被盗厄运 。即便如此,巩县石窟中的其它石刻造像被盗也较严重 , 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,整龛造像被盗凿的情形,也令人触目惊心 。因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所限,政府当局及各部门机构对巩县石窟的保护措施也极其有限,盗凿情况始终无法有效扼制 。与此同时,国内学者(尤其以梁思成等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学者)对巩县石窟的重视程度 , 也随着国外学者考察成果的逐渐披露而日益加强 。
1936年6月,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、陈明达等人实地考察巩县石窟,后来在刘氏所著《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》留下了相关记录,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考察与初步研究巩县石窟 。陈明达日后又陆续撰发《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》《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》《北魏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》等石窟专论,这些论文内容都涉及到巩县石窟,研究推进的时间跨度先后近30年(延续至上个世纪60年代) , 足见其重视程度 。可惜的是,因抗战爆发,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及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,对巩县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就此停滞不前,再无进展 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国学者对巩县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视 , 早在1962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印制了《巩县石窟寺》图录,封面图案正是那早已享誉中外的《帝后礼佛图》 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前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图案创作团队,在创作八幅历史人物繁多、历史意义重大的新时代浮雕作品时,可能曾研究与借鉴了《帝后礼佛图》的雕刻技法 。
【百年遗恨:《帝后礼佛图》的浩劫与新生】1982年,国务院公布巩县石窟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保护措施与研究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。如今,步入巩县石窟,最为精美完整的第1号窟《帝后礼佛图》,已经装置镜框加以整体保护 , 国人尽可以在精心呵护“国宝”的前提下,几乎“零距离”的与这一“国宝”亲密接触了 。